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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9-09-17 来源:光明日报 杨兆荣 我有话说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祖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与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关于秦汉时期“西南夷”问题的讨论,此次会议有了新的进展。如林超民、秦树才合写的《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新论》一文认为:“西南夷是内地史籍对西南地区民族情况的首次记录,是研究西南地区早期民族族属、民族构成、民族分布和民族社会发展情况的重要问题,也是考辨以后西南民族源流的基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西南夷来源的思想。文章指出:“目前研究者都认为,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是由甘肃高原移入的氐羌民族、由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移入的百越民族和由中南半岛移入的濮人构成的。文章还对西南夷的构成、族属、分布、社会情况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秦汉时期的西南夷由分布在四川雅安地区(沈黎郡)的笮和凉山州(越郡)的邛、由分布在贵州西部(爿羊 爿可郡)的夜郎人、由分布在滇东北(犍为南部)的人、滇池地区(益州郡)的叟人、洱海地区(益州郡叶榆县、云南县、比苏县、邪龙县等地)的昆明人、滇西南地区(永昌郡南部)的哀牢人(濮人)构成的。”此外,熊铁基、刘敏、孙家洲等也分别撰文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微观方面对西南夷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陈绍棣的《秦汉时期西南边郡社会生活风貌述略》、傅举有的《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漆器工业》、何平的《“哀牢”是傣族——泰语民族先民再证》、李龙章的《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两广青铜文化比较研究》、方铁的《蜀汉南中治策新论》、陆韧的《试论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等。总之,与会者一致认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发生了巨变。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弄清中华民族的形成、古代西南地区各民族对中央王朝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以及今天加强该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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